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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

回顾清末革命史,孙中山、黄兴等人领导的同盟会,最初把起义的重点放在了华南沿海和云南等地。革命党人多次武装暴动都以失败告终,但武昌起义,却在黄兴不在国内,无同盟会领导直接指挥的情况下,一炮打响。

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,为什么在武汉,而不在更加富裕的东南沿海燃起?

孙中山和黄兴固然重要,但武昌及位于武昌的湖广总督府,未尝不是历史的另一条暗线:

事实上,无论是参加辛亥首义的湖北新军,还是遥控革命的同盟会元勋,都与出任湖广总督近二十年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有着紧密的关系。

· 张之洞,1837-1909

担任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曾说:「民国成立,系孙中山和张香涛(张之洞)的合作。」此话让人寻味。

学习日本,最合国情

如果稍微留意近代革命党的元老级人物,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、汪精卫、陈其美、蒋介石,不难发现其共同特点:革命活动都与日本密切相关。或是曾留学日本,或是在日本搞过革命。

对近代史稍有熟悉者,早已不会对日本人大力支持孙中山、同盟会的故事感到陌生。但革命党之所以能在日本吸收血液发展壮大,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年的日本有着大量的中国留学生。

· 1905年8月,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

这一切,都发源于张之洞掀起的晚清赴日留学潮。

晚清的中兴名臣中,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沈葆桢等都是靠兵戎起家,但张之洞是个例外。在他早期步入仕途的数十年中,先后出任浙江、湖北、四川等地的学官,兴学育才、结交朋僚,为他日后兴办新学埋下了伏笔。

作为清末推动维新的重臣,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最知名的政绩是修铁路、办军工。但甲午惨败后,张之洞意识到清兵的落后不在于武器,而在于官兵的训练。

在战争中,日本人体现出的训练有素和器械精良,给中国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日本人在打仗之前广布间谍,知彼知己。步兵作战时,地图完备,跋山涉水装备齐整,后勤无不周全。

主持过中法战争的张之洞,看出了中日人员素质的差异。此时的日本为了得到满洲的利益,也主动与中国修好。张之洞成为其重点游说对象,陆续有伊藤博文、近卫笃麿等政界要人,亲到武汉访问张之洞。

于是,张之洞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:选派留学生赴日学习,尤其是政法和军事;聘请德国教官,效仿日本,训练新军:因为日本的军事训练,就是源于德国。

· 1896年,湖北枪炮厂仿德国88式毛瑟步枪并加以改进,即著名的「汉阳造」步枪,直到抗战时期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兵器。最初用于装备湖北新军,也是武昌起义中的主要武器

作为朝廷清流一派的领袖,张之洞此前对李鸿章对外妥协的做法曾激烈抨击,甲午战争期间更是激烈主战,甚至在议和后建言「废约再战」。但战败之后,其思想与做法都发生了相当的扭转。

在1898年的《劝学篇》中,他说:「出洋一年,胜于读四书五年」,对出洋留学做出了充分肯定。

而在1901年的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》中,他明确力主学习日本。他认为,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,已经改良了西方经验;学习日本,最适合中国国情。而且日本路费便宜,文字相近。

1898年,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函请中国派200名中学生赴日本各学堂学习,并允支援经费。清廷经张之洞会商后,选派两湖聪颖子弟:湖北100名,湖南50名;赴日本学习武备、格致、农、工、商诸学,揭开了两湖大批派遣留日学生的序幕。

之后,留日学生日逐年增多,日益成风。各级地方政府响应清廷号召,纷纷派遣学生赴日留学;一些中产家庭,也争相自费送子女赴日。

· 鲁迅便是于1902年,得到官方赞助赴日学医

为了鼓励青年留日,1902年,张之洞不仅将自己的三个孙子送到日本,还促使清政府在1903年,颁布留学归国学生的录用制度,授予一定官职。为当时的青年在科举之外,开辟了新的入仕途径。

当时有人回忆道:「家庭环境好的,出国留学(日本最多),其次就地投考学校,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。」这三条出路,皆出自张之洞。

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,清廷向欧美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更倾向于实业,归国后办工厂、做科研,那么甲午之后的这批留日学生,则多学习政法、军事和师范。

他们的目的很明确:希望通过学习日本的先进,从思想和军事上改变中国的困境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后世印象里,留日学生更具有革命性。

· 秋瑾在给兄长的信中说:「今日世界某(谋)事,非知洋务不可;若能出洋留学数年,某(谋)事较易。」

1905年,袁世凯、张之洞联名上奏,建议废除科举、兴办新式学校。同年9月,延续近1300多年的科举制废除。

科举制废除,对传统读书人影响巨大,这些士子只能另谋出路。这直接促成了1905年、1906年的留日高潮,人数分别达到了8000人和1.2万人。费正清说,这是中国近代「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」。

中国留学生在日本

明治维新后的日本,国力蒸蒸日上,社会面貌一新。这批留学生踏上日本的国土后,看到日本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,心理大受冲击。

当时日本,各市各町,无不遍设学校,即使穷乡僻壤,也有相当数量的学堂。留日学生比喻:「日本学校之多,如我国鸦片烟馆;其学生之众,如我国之染烟瘾者。」

· 最早建立于1875年的三重师范学校,属于每一府县都设立一所的普通师范学校

湖南籍留日学生周家纯在一封信中说:「自入长崎以来,流连异土,百感交并,及达东京,益怦怦不能自持……昔日之师傅(指中国),不如今日之弟子。」

当时的日本也是维新派流亡分子的聚集地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梁启超在清廷秘密警察的追捕下,躲进日本使馆,后登上日本军舰,才死里逃生。

1898年12月,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《清议报》,报纸发行量位列中国本土第一。梁启超在报纸上谈民权、论时事,介绍西方民主学说。不少青年,当时就是通过《清议报》获得启蒙。

· 流亡日本时期的梁启超

除了知识文化环境,时代变局亦冲击着留日学生们的心绪。

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,中国经历一系列动荡。戊戌变法失败,光绪皇帝被废,康梁等人逃亡日本。慈禧太后还闹出了支持义和团滥杀外国使节的闹剧,最终招致了八国联军入华,皇室仓皇西逃。

庚子拳乱期间,沙俄十万大军趁机占领满洲,侵害了日本人在辽东的利益。日本人转而拉拢英国和中国,以求对付沙俄。因此日本更为极力促成中国留学生赴日,在日的中国留学生,也逐渐被愈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引燃。

· 1900年入侵东北的俄国士兵

经过中国方面的交涉,又碍于英日同盟压力,俄国当时同意分批撤出满洲。但是到了1903年,俄国人并没有如期撤离。

1903年,4月28日,日本东京《朝日新闻》披露了俄国对中国的七项撤军要求(譬如其中一条,「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」),引起日本留学生界的震惊。

日本留学生群情激奋,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。留学生原来的同乡会和各种协会,纷纷组织起来抗议。

更是有留日学生组织起130多人的义勇军,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,告其「留学生已编义勇队,准备赴敌」。其中有个曾被张之洞推荐到两湖学堂的学生,名叫黄兴。

· 留日时期的黄兴

但当时,清政府担心革命党从中作乱,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取缔。驻日本公使蔡钧向端芳致电说:「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,计有200余人,名为拒俄,实则革命,现已奔赴内地,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。」

清廷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。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,发动起义而后就义的徐锡麟、秋瑾,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八位留日学生等诸多人物,都是在留日期间,接受了革命思想,并投身民族革命。

革命党人以日本为据点,编写了大量图书。其中,以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和陈天华的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影响最大。

只用引用几句陈天华的《猛回头》,便可知道全文的主旨:

那满人,到今日,势消力小;全不要,惧怕他,失掉主张。那列强,纵然是,富强无敌;他为客,我为主,也自无妨。

排满和革命的宣传,极具鼓动性。这些小册子很快从日本留学生的圈子,流传到全国各地,特别是张之洞创立的两湖学堂和新军军营。

君若举兵,我以财政相助

义和团运动以后,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改变。义和团运动让日本的政界人士认识到,清政府已经极度弱小;日本人可以利用清政府,扩大在华利益。

当时日本政界颇具影响力的犬养毅,就认为:「在中国建立一个亲日的稳定政权为第一要义」。

· 犬養毅(1855–1932),后任日本首相,在任上遇刺身亡

早在1897年5月,犬养毅就曾介绍宫崎滔天、坪山周、可儿长一三人考察中国秘密结社情况的任务。同年8月,宫崎、坪山两人在留日学生陈少白的居所首次见到孙中山。

由此,宫崎滔天成了孙中山革命道路上最重要的贵人。随后,他把孙介绍给犬养毅。1905年夏天,孙中山从美国来到日本。由宫崎滔天牵头,留日学生专门召开空前盛大的欢迎大会,并向孙中山推荐了留日学生黄兴。

同年,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。加盟者400人中,留日学生占大多数,在辛亥革命前,曾有300多位日本人追随过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,为中国革命筹集资金,甚至亲自参与革命起义。

· 孙中山与日本友人,1901年。后排中立者即为宫崎滔天

但前面提到,日本的官方意图只是希望培植亲日势力。

以犬养毅为例,与孙中山私交甚密。孙中山最初避难日本,日本政府碍于与清政府恢复的邦交,不愿意庇护。在犬养毅对日本外相的游说下,孙中山以平山周中文老师的名义,在东京获得庇护。

但犬养毅始终还是从日本的利益出发,他多面下注,与清廷的诸多重臣、康梁的保皇派、孙中山的革命党,都有广泛接触。在日方看来,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

1903年,犬养毅和大石正巳对中国进行了大约50天的考察,会见了庆亲王奕劻、袁世凯等实权派。

1907—1908年,犬养毅再次来华。通过考察,他看到了清末新政的希望,相信康梁未来是立宪后的第一大党,于是努力撮合孙梁合作。他对待革命党的政策不断调整。

但是,日人宫崎滔天、梅屋庄吉等另一派日本人则不同。他们崇尚孙中山的为人,欣赏他「天下为公」的理念,认为他能拯救中国乃至亚洲,所以义无反顾地支持其革命事业。

宫崎滔天自1897年结识孙中山,到1922年12月病逝,一直竭力援助中国革命。他帮助孙中山在日本驻足,与孙中山谋划惠州起义,促成同盟会成立,作为日本人加入同盟会,武昌起义爆发后,还亲自来中国参战。

孙中山的义兄梅屋庄吉,则与孙立下盟誓:「君若举兵,我以财政相助。」

梅屋是日本的大商人,与政商界有深厚的关系。他一生将照相馆、电影业的盈利几乎全部投入中国革命,资金总额已是天文数字。

·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

在日本民间,还有很多知识分子,希望帮助中国争取独立。留学生在这之中耳濡目染。

日本友人中岛裁之,曾于1901年在日本创办东文学社,六年间招收学生1767人。他甚至让留学生免交学费,自己千方百计筹款办学。他看到有留学生学习不努力,便认为是自己教管不严,用鞭子鞭挞自己,学生见此,自知羞辱,不敢再犯。

他们播下的种子,最终在武昌收获了果实。

回到武昌

革命党人最初希望在沿海依靠会党,发动起义。但会党成份复杂,山头主义横行,有的会党一面投靠革命党,另一面又投靠保皇派,把闹革命看成做生意的筹码。

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,会员积极回国筹备,经过历次失败,黄兴、宋教仁等人将起义的重点放在了长江中下游。用宋教仁的话说:

一、革命之时机宜神速而短(不可久事战争);二、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(宜于中央);三、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这所恃者(用政府军队)使为己用,而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宋的话,似有先见之名。湖北新军正符合宋教仁的看法。

这支新军,同留学日本的黄兴、宋教仁一样,同样源自张之洞。且因为张之洞的一系列举措,成了晚清受日本影响最深、留日学生最密集的一支陆军。

· 湖北新军操练

甲午战后,张之洞最初在南京训练自强军,回任湖北后,转而成立新军。新军最初聘用德国教官,但是德国在1897年强占中国胶州湾,张之洞开始主张联合英日,对付俄德,于是开始聘用日本教官训练新军。

为了削减中国人甲午战后对日的仇恨情绪,日本参谋本部、军部等机构也频频派人来华游说,主动邀请中国方面到日本考察军事,且专程游说张之洞,向湖北赠送约百种军事书籍,其后更是积极接受中国武备学生留学。

自1898年,清政府开始派遣留日士官生起,至辛亥革命爆发止,中国共派赴日本留学的士官共九期,656人。其中湖北共有九期112人,位列全国各省之冠,湖南共有8期,66人,两湖地区占了很大比例。

这些留日士官生在日期间,受到启蒙思想洗礼,回国后则加入新军。同盟会得以轻而易举的渗透入湖北新军。

而张之洞亦对他们的活动网开一面,其中透露出这位清廷大员的微妙心绪。1901年,庚子拳乱爆发。张之洞痛斥主政者颟顸愚昧,领衔与多位督府组成东南互保,抗拒朝廷旨意。

就在这一年,发生了张亲自挑选赴日的武备学生吴禄贞等,宣传排满革命的事件。为打消朝廷的怀疑,张之洞对其他革命党人痛下杀手,对自己培养的革命留学生却百般庇护,学成后还极力拔擢。

吴禄贞毕业后,被张之洞委以新军要职,笼络其为亲信。吴禄贞乘机暗中传播革命主张,鼓动有志青年加入新军,还曾应黄兴邀请谋划起义。另一面,他的仕途一帆风顺,成为士官生中的第一个八旗都统和巡抚。吴对张之洞终身感激。

· 武昌起义爆发后,吴禄贞率新军第六镇屯驻石家庄,密谋易帜革命,截断攻打武昌的清军主力的后路,而后进攻北京,但事发前夕被部下谋害

1903年,「大湖北同盟会」成立,此后多次更名、重新组织,但始终致力于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。革命党的中坚,此时不再是松散的会社,变成了同盟会和他们在新军中发展的留日军官。

这些留日军官在朝廷体制内本就属于维新派,与革命党人接触后,更是意气相投。而新军的士兵大半识字,有一定文化基础,陈天华《猛回头》等书籍得以在士兵间迅速传阅。

不知不觉中,朝廷所倚重以保卫大清的新军,就这样转变为了革命党起义的核心力量,直至武昌起义的爆发。

清廷困局和未完成的革命

对于张之洞而言,送青年去日本留学,是清政府的革新自救,但留学生越是开眼看世界,便越对朝廷不满。结果越革新,清廷权威越弱,但是不革新,清廷只能坐以待毙。

事后看来,晚清赴日留学潮培养的人才,却是给大清的棺材钉上了无数根钉,且直接引发了推动清朝灭亡的武昌起义。

· 武昌起义革命军攻占后的湖广总督署,张之洞居住办公的旧址,化为断壁残垣

晚年的张之洞,对清廷的态度亦不乏动摇,其保护革命学生的动机,亦难以揣测。当时的革命党人,如孙中山、章太炎等,对其都有较高评价,黄兴甚至对其寄予厚望:

即如张之洞,亦知晓中国革命早晚不可避免,当他对现政府企图反抗之际,即是吾等能够实行革命之时。

辛亥革命前十年,这批留日学生在日本积极筹备革命。回国后,他们掀起了革命浪潮,没有再给清政府留下任何改良的机会。

然而旧秩序打破后,新秩序却无法建立起来。辛亥革命没有开启宪政共和时代,而日式的君主立宪,在中国演变成了袁世凯和张勋的闹剧。袁死后,中国旋即陷入了军阀混战。

曾经环绕张之洞、孙中山、梁启超等人的日本势力,再一次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,仍将对这片土地的政治局势施加持久而深远的影响。

开启历史进程的张之洞没有见到大清土崩瓦解的一天,于1909年10月病死。据年谱记载,在他死前三个月,曾与清廷主政者载沣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:

监国(载沣)以问公(张之洞)。公曰:「不可,舆情不属。」(载沣)曰:「中堂,直隶绅士也,绅士以为可,则无不可者。」(张之洞)曰:「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,舆情不属,必激变。」(载沣)曰:「有兵在。」公退而叹曰:「不意闻此亡国之言。」

主要参考文献:

黎仁凯, 钟康模 .张之洞与近代中国1999

李细珠.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.2003

冯天瑜.张之洞评传.1991

石嘉.清末留日教育与资产阶级革命.2012

赵大超.犬养毅的对华认识与活动.2016

张隆.辛亥革命中的会党与新军.2007

孔祥吉.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——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. 2010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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